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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悲壮的“一一·四”武装暴动

发表时间:2018-09-29   来源:乳山文明网
      1935年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初四),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了胶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暴动,这也是山东境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后一次农村暴动。虽然准备不够充分,起事仓促,但还是在胶东大地搅起波澜,惊动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围剿下,短短几天暴动遂告失败。但是,“一一·四”暴动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暴动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暴动锻炼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纯洁了党的组织,积累了经验。特别是暴动后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成为胶东抗日武装的骨干,为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一、暴动的准备和计划

  由于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遭到破坏,1934年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介绍,中共胶东特委转归代行省委职权的共青团山东省工委领导。8月15日,团山东省工委向胶东特委发出指示,认为胶东方面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求立即举行武装暴动,杀逐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官僚,建立政权和新苏区根据地。这种估计和要求,显然不符合当时胶东的社会情况和党组织情况。

  1935年1月,以张连珠为书记的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不久,团省工委便于4月27日遭到破坏,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解除了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的消息,也未传达到胶东党组织。在失去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胶东特委仍然按照团省工委的指示,在昆嵛山东麓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

  1935年8月,胶东特委在昆嵛山岳姑殿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暴动的准备工作。会后,在荣成县石岛党的地下联络站——新亚药房举办党员训练班,参加成员主要来自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的党员,由程伦(又名程祥,代号程先生,河南人)和崔杰千负责授课,主要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军事常识,为发动武装暴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训练班结束后,胶东特委领导成员张连珠、程伦、刘振民、曹云章、邹恒禄等分别到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做宣传发动工作,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暴动。为解决暴动武器问题,胶东特委一面派人设法购买,一面安排王亮等人制造土炸弹、手榴弹。程伦先后到夏村、车村、于家庄、小管村、南西屋等村,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郭习武、邵文华、单志京等人取得联系,为西路暴动做准备工作。并组织陈大法、陈二法等20多人夜袭了腾甲庄“春修堂”“春善堂”两户地主的门卫武装,夺取了十几条枪和部分子弹。几天以后,又从小管村、南西屋两户地主家中挖出6支钢枪。这时准备参加暴动的人员已有120多人,钢枪、长矛、大刀和土枪每人可操握一件。经过训练,人员素质、武器操作、作战能力都有提高,群众关系融洽。

  9月至11月初,胶东特委相继在牟平县滩上村、文登县水道村和烟台市郊上夼村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明确了胶东特委发动暴动的想法,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一个发动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初步形成。11月18日,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天寿宫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张连珠对暴动的时间、组织分工和行动路线做了说明。经与会同志认真讨论研究,确定了暴动计划。暴动时间定为11月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暴动旗帜为三角形,边是齿状,中间是镰刀斧头。暴动分东西两路行动,文登、荣成县为东路,共编三个大队,进攻重点是石岛,由张连珠、刘振民负责;牟平、海阳县为西路,共编两个大队,进攻重点是夏村,由程伦、曹云章和邹恒禄(邹青言)负责。两路得手后,合攻文登城。

  随后,程伦和郭习武等人立即与牟平南乡暴动人员曹云章、邹恒禄、张贤和、李辉绍等人取得联系,对暴动时间、集合地点、人员组织、组织联络、口令暗号、攻打目标都作了详细研究和部署。据为海阳暴动队伍服务的地下联络员高日升(乳山寨镇车村人)回忆:暴动人员口令为“大河”“鲁济”,以牛角号声为令,队员胸前系红布绳,夜间人手持一炷香为记号。

  二、暴动的开始和失败

  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正式决定,11月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后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改为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四日,史称“一一·四”暴动)。但此时有的地方没有及时接到这一新的通知,仍按原计划行动,暴露了整个暴动计划,使敌人有了警觉和准备。国民党地方官府急报国民党省政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面急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即令驻潍县的国民党军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立即东进展开“清剿”。而暴动指挥部却没有及时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依然按计划进行。

  西路暴动又分海阳、牟平南北两路。海阳起义队伍由程伦率领,原计划11月28日夜先由共产党员唐维兴(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海阳县三区区中队长)策动区中队兵变,然后汇合各村暴动队伍攻打夏村。不料,海阳县三区区长王济占的警卫员王深禄于举事前(11月28日下午)叛变,唐维兴被捕牺牲,敌人另派二区中队占领了夏村,并严加警戒,原计划未能实现。指挥部当机立断,将已集合于小管村南山土地庙前的各村暴动队伍约200人,当夜转移至南西屋村。第二天,暴动队伍将该村“义来”“永来”“恒来”3家土豪地主兼资本家与贫苦农民的契约烧毁,同时缴获了他们的枪,并将其囤积的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第三天,暴动队伍继续北上,经曲水、午极到达松椒村(今属烟台市牟平区),准备与牟平县的起义队伍汇合。

  11月29日,牟平起义队伍在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曹云章、邹恒禄和中共牟平县委书记张贤和率领下,集合午极、育黎、冯家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50余人,于午极村举事,当日挺进通海,夺取区公所,翌日回师白石村,把以上3村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贫苦农民。第三天继续北上,经中庄越黄庵山到达松椒村,与海阳县暴动队伍会师后,组编为两个大队,计300余人,有长短枪数十支及大刀、长矛。12月2日下午2时,会师大会还未结束,突遭国民党军八十一师赵廷壁部1000余人包围。暴动队伍仓促应战,程伦与曹云章一面组织还击,一面指挥队伍向西山突围。暴动队伍因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比敌人相差悬殊,又缺乏战斗经验,至下午4时许被击散,张贤和、柳芳斋、蔡英卓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程伦、曹云章等20多人被俘,西路暴动遂告失败。

  东路暴动也在第六天(12月5日)被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和盐警2000余人包围在底湾头村,终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失败,张连珠等人被捕。

  至此,轰轰烈烈的“一一·四”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绞杀了。

  三、暴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挨家挨户反复清剿,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清剿和屠杀,仅牟海边区就有230余名党员和群众被捕杀害。在白色恐怖下,有不少共产党员被迫逃往关东或海外,还有少数人自首叛变,胶东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胶东人们蒙受着重大牺牲和严峻的考验。

  敌人对被捕的同志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革命同志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花招施尽,毫无收获,遂于1935年12月3日至15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在夏村四个城门外将程伦、曹云章等39人陆续残酷杀害,张连珠也于18日(农历十一月廿三日)在文登城西门外英勇就义。此时胶东大地一片白色恐怖,中共胶东党组织和胶东人民群众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一·四”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暴动之所以失败,客观原因是国民党的统治比较稳定,反动力量相对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但在主观上,却是党组织受到“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错误地估计形势;失去了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帮助,组织建设不严格;以及军事策略的失误,暴动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一一·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人民为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暴动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暴动锻炼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纯洁了党的组织,积累了经验。特别是暴动后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武装,由于得水领导进入昆嵛山组成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胶东抗日武装的骨干,为创立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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